近日，澳大利亞迎來新總理——工黨黨首安東尼·阿爾巴尼斯宣誓就職。阿爾巴尼斯對可再生能源態度積極，承諾要將澳大利亞打造成“可再生能源超級大國”。在能源國際合作方面，無論是傳統能源（如煤炭清潔高效利用），還是可再生能源領域（尤其是光伏產業），澳大利亞和中國都有很多合作機會。

大選與能源政策的關系

澳大利亞的能源和氣候政策是由其國內的政治格局決定的。澳大利亞上一任總理斯科特·莫里森，其政府是自由黨和國家黨的聯合體，國家黨原名鄉村黨，扎根于農村，代表著農民的利益。澳大利亞農民在氣候變化方面比較謹慎，因為澳大利亞是農業大國，農業本身會產生很多排放。澳大利亞的農民很擔心如果對整個碳排放進行嚴格限制，會推高農產品的成本，從而影響澳大利亞農業的競爭力。在這種情況下，國家黨是堅決反對激進的氣候政策，而自由黨需要和國家黨長期合作執政，不可能制定更激進的政策。

在澳大利亞上一次大選中，兩黨在關于《巴黎協定》框架下2030年減排目標上差異巨大：自由黨提出到2030年減排比2005年減少26%，而工黨提出了45%的激進減排目標，并且要到2050年實現零碳排放；自由黨提出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發電占比達到23.5%，工黨提出的目標是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發電占比達到50%；在電動汽車推廣方面，工黨提出2030年電動汽車普及率達到50%，并承諾建立2億元的基金進行配套基礎設施投資。此外，在對待煤電退出的態度上，執政的自由黨態更多是從確保能源供給穩定和可負擔性的角度論述，而工黨則明確認為，當時75%的火電機組超齡服役，面臨著不可避免的退出與轉型問題。

工黨激進的能源轉型政策讓傳統上支持他們的煤礦工人轉向支持自由黨聯盟，導致工黨在2019年大選中惜敗。本次大選，工黨汲取了上次的教訓，在能源轉型政策上不像綠黨或者一些獨立候選人那么極端，提供了一個中庸選擇。

在這兩次聯邦大選之前，能源政策在2018年也左右了一次澳大利亞的大選結果。2018年，斯科特·莫里森就是以前總理譚寶提出的“國家能源保證計劃”引起黨內紛爭，成功挑戰了其黨魁地位，并取代其走上了總理之位。可以預計，未來相當長時間，能源轉型政策將是澳大利亞政治新的焦點。

工黨大幅提高減排目標

在上一次大選中，工黨在昆士蘭州的得票率只有27%，是失敗的主要因素之一。這與昆州的阿達泥（Adani）煤礦項目高度相關。這是一個年產6000萬噸、投資20億澳元的大型項目。昆士蘭州和新南威爾士州許多煤礦工人歷來支持工黨，但是在那次選舉中，工黨遲遲沒有表態是否支持該項目，許多煤礦工人認為工黨的政策于他們不利，于是工黨流失了很多選票。

本次聯邦大選，工黨不再糾結煤礦項目，其他方面的氣候政策和3年前差不多。工黨將現政府承諾的2030年相對于2005的減排目標從26%~28%，調整到43%，并且在新能源發電問題上提出可再生能源發電比例到2030年達到82%，承諾投資200億澳幣進行電網改造，并提出設立30億澳幣基金發展氫能相關產業（自由黨的承諾是1.4億澳幣）。

此一時彼一時。工黨3年后堅持的能源轉型目標，剛好順應了民意的變化。近3年來，澳大利亞面臨著多次氣候相關的自然災害。比如，2019年底的森林大火，以及最近兩年多處發生的嚴重水災，讓民眾對氣候變化的影響認識更加深刻，呼吁政府對氣候變化作出更大承諾的聲音越來越高。

中澳能源領域合作潛力分析

澳大利亞能源轉型比較大的挑戰是如何處理現有儲量豐富的化石能源。煤電占澳大利亞全部發電量的50%以上，在整個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國家中煤電比例僅次于波蘭。這是因為澳大利亞是全球數一數二的煤炭出口大國，背后有很多利益糾紛，所以在能源轉型時，如何快速有效地降低煤電占比是大問題。就煤炭、煤電這一點來說，澳大利亞與中國可以有很多煤炭清潔高效利用、去產能等方面的技術交流合作。

第二點是關于清潔能源的激勵和發展。澳大利亞在清潔能源的技術上具備很多優勢，比如太陽能光伏。光伏的很多先進技術都是澳大利亞發明的，但是澳大利亞自身在光伏制造和市場上都沒有任何優勢，所以就這點來說，澳大利亞的先進技術和中國的制造、研發相結合，是一個前景廣闊的合作點。目前，澳大利亞很多光伏板主要由中國企業生產，水電也有很多是中國企業投資的。中國的資金和技術可以幫助澳大利亞快速發展清潔能源，特別是現在新政府上臺，能源政策會有所轉變，未來在清潔能源方面會有更多需求，這對中國能源企業來說都是機遇。

疫情對能源系統沖擊不大

新冠疫情對澳大利亞的能源系統影響不大。由于澳大利亞是能源生產和出口大國，在能源方面可以保證自給自足，疫情本身不會對澳大利亞能源供應安全產生實質影響。相對來說，疫情導致能源需求下降，還緩解了供應端的市場緊張局面。但澳洲的高電價確實是讓人頭疼的問題。澳大利亞的電價包括兩方面，一方面是發電價格，第二是輸配電價格，其中輸配電價格占零售電價50%以上。發電價格由電力市場形成，高電價主要是由于可靠的電源供應不足導致的。這些年由于氣候變化政策的不確定，對煤電和氣電的投資也停滯不前，在用電緊張的時候就會導致電力價格非常高。輸配電環節和零售環節是分開的，輸配電價格受到嚴格的管制，但是，如同全球各地的壟斷環節一樣，嚴格的監管不一定能夠使成本控制在絕對合理范圍內。